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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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的“乱”，不是真乱
河南的农村，家族之间相互打交道，村规民约比较强。但其中家族之间、个人之间都有竞争。这就像盖房子，你先盖的这么高，我后面盖的一定要高你一点，再后面的会更高。这实际上是大部分农村的常态，它并没有失控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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哄抢猪肉：群众错了，政府道哪门子歉
地方政府的责任就在于，需要对聚众哄抢行为采取积极的社会干预措施，但替群众道歉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。从地方的舆情应对的角度说，这种低姿态，当然是情有可原。但是从长远看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本质上，这种做法表明，一些地方政府抱有父爱主义的执政观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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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地方民调说95%同意合村并居，怎么成了糊弄人
现在很多人，包括地方官员，都有一个想象中的农村、想象中的农民，并没有把农村和农民具体化。在他们的抽象概念中，城市化之后农村存在空心化问题、生活不便利等等，实际上农村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，农民的发展阶段也分了好几个层次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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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因抗疫“不力”而黯然离场的基层干部
疫情期间，我听到不少受过处分，担心受处分，却还负重前行的基层干部以及他们亲属的倾诉，他们有不甘、彷徨、无奈、落寞，却唯独没有成就感。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功劳薄上，也许还偶尔会出现在耻辱榜上。然而，他们大概永远不会为自己辩解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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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打劫，交出口罩！”这幕荒诞剧是如何上演的？
一个地方政府，公然“截”了另一个地方政府的应急物资。大战当前，说好听一点，还算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；说不好听一点，便是“前方打仗，后方捅刀”啊。这是一个极坏的典型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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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主官要有政治担当
在政府履行防疫职能的过程中，专家和顾问的意见具有关键作用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市政系统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了专业化特征。地方主官可能对政府系统内部的运作和常规程序较为熟悉，但未必能够应付复杂的社会诉求，不一定能够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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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县乡干部提拔那些事儿
在基层官场，为了充分照顾每一个干部的需要，就发展出了诸多“隐性”差异，设置干部提拔任用的隐性台阶，让基层干部有奔头，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人岗相适。个人服从组织这个原则，在基层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、抽象的政治原则，而是有温度的工作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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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？
笔者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，曾经访谈过一个已经成功“转型”的在道上还说得上话的企业老板。如他所称的，年轻时“打打杀杀”的日子（满头刀疤就是明证）早就过去了，现在“政府也不允许啊”。哪怕是他这种初中没上完的混混头目，也得转型做文明人了，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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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喊话小贩摆摊，只是“猫鼠游戏”的一幕
“摆摊经济”最近火了一把，一段“城管队长喊话小贩来摆摊”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，甚至有人编段子说，城管拉小贩都有KPI了。不过，“猫鼠游戏”才是城管与小贩的日常，本文作者曾以城管中队副队长协管员的身份，对城管执法的日常工作进行了参与式观察。 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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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年头，黑恶势力也“进化”了
那些曾经混社会的“企业家”，现在都对打打杀杀嗤之以鼻，觉得那是“没文化”“不懂事”。笔者就曾访谈过一位已经成功“转型”的“企业老板”。他自称“就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”，在讲述完年轻时的“奋斗史”后，还开玩笑能否给他写一本书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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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扶贫羊”的故事一再重演，但脱贫攻坚急不得
“扶贫羊”的故事，在“扶贫鸡”“扶贫鸭”“扶贫牛”等身上重复上演，亦在西瓜、木耳、猕猴桃、茶叶等身上不断重演。多年经验表明，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成功的有，失败的更多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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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女人不上桌”这个问题为什么总在春节被“鞭尸”？
过年期间外地媳妇回夫家，外地女婿回娘家的吐槽很多，但感受到的家庭温情恐怕更多。就当前的情况而言，跨省婚姻的夫妻双方因长期生活在城市，又因“半工半耕”的原因而缺乏和对方父母长期生活的经历，对对方的从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实是缺乏深度体验的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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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在村里的观音宫替我捐了功德钱
母亲也曾跟我说信神灵的道理。我当然不会信的，且很喜欢用“事实”教训她。比如，那头大树下的公王，其实自身都难保，谈何保佑世人？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公王树竟然倒了！想来，母亲也是明白的。再厉害的神灵，也抵不过世事无常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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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霸座”现场，乘警执法为何如此“无力”？
在现场执法和一线行政中，执法者往往倾向于和违规者“讲道理”，让其主动配合执法；即便是对方无理可讲，一线执法者多数情况下也会选择退让。拥有合法暴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地控制现场；在多数情况下，反倒是现场控制了权力决断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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夹在“豪强”与“钉子户”之间，基层政府如何转型？
基层政权议价者色彩浓厚，村干部定价者的角色错位，使得普通民众在权力竞技场中失去了议价能力，相当部分农民因负担过重而放弃土地外出打工，或集体成为钉子户，导致上世纪末的基层社会权力竞技场失去活力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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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会哭的孩子”撞上“老好人逻辑”
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，真的是社会治理中的一条铁律。很遗憾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，麦克风声音的大小屏蔽了社会真相。很多地方政府被逼无奈，上级政策有要求，都要提高标准；但能力有限，总要个统筹安排，有个先后次序。但谁都不愿意排在后面。这不，就出现了教师维权事件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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